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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抗战时期,为何数万知识分子奔赴延安?

          抗战时期,为何数万知识分子奔赴延安?

          2020年12月07日 03:45 来源:华西都市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

            “我要去延安,北上‘朝圣’宝塔山”

            抗战时期,为何数万知识分子奔赴延安?

            □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

            时间回到82年前的1938年,抗战最艰难的岁月。这一年, 《西行漫记》掀起一股热潮,并在春夏达到高峰。据统计,就在这一年5月至8月,由川入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就多达2200余人。

            他们都是谁?全面抗战爆发后,在国统区、沦陷区、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海外,一大批爱国青年以宝塔山为指引,开启了“朝圣”之旅,潮水般地涌入延安。他们主要通过党组织和个人介绍,或者参加延安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奔赴延安,在1938年前后形成高潮。

            据统计,这一阶段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余人,他们大多文化程度较高,初中及以上占了70%左右,还有像陈学昭、何穆这样的留洋博士。

            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,铸就了一代热血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信仰之路、理想之路。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,这些知识青年茁壮成长起来,深入到各条战线,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。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所说:“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,这个传统就是‘永久奋斗’。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,现在传下来了,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。”

            她的愤怒

            看到大后方提笼遛鸟

            心绪难平憎恶不已

           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陈学昭随丈夫何穆撤往重庆后方。

            陈学昭是正宗的江南书香世家小姐,她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一个老派的书香门第。陈氏一族诗礼传家,陈学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,文科成绩优异。

            1922年,17岁的陈学昭转学到上海爱国女学文科班,与后来成为红军女将领的张琴秋成为无话不谈的闺蜜。彼时上海,各种新思潮涌动,出版业发达,为陈学昭的文学才能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,也给了这个旧式家庭出生的女子一条有别于依赖父兄、出嫁从夫的新路。

            1924年,陈学昭参加上海《时报》一个妇女解放主题征文比赛崭露头角。此后,她发表了大量风格清丽缠绵的散文,受到报业先驱戈公振的照拂,并认识了茅盾、周建人、鲁迅等文坛前辈。

            1927年,陈学昭预支了自己两本文集的稿费赴法国留学,1934年底取得了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。当地一所语言学院邀请她留校做院长助理,她不为所动,很快买了回国的船票。

            1937年和丈夫来到重庆后,陈学昭感到万分异样,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所见:“许多穿着华美衣服的男女老幼,在街头、在戏院门口,一群群地走着立着……饭馆门口停着许多辆挂着‘防空’标志的汽车……酒家星期六的晚上,除非5点钟之前去,否则找不到一个座位。大家用畅了钱,大家也赚够了钱……(这)不是健康正常的生活,一切都在发着寒热。”而在大后方另一重镇成都,更加平静安逸的生活让陈学昭越发急不可耐。这里本应该是抗日复兴的根据地,却没有一点战时的景象。陈学昭在望江楼公园看到提笼遛鸟的富贵闲人,憎恶不已,“逃难来到这里的人,安居下来了,喝茶、闲谈、散步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……”

            他们的觉醒

            创办《工作》杂志

            在成都宣传抗日

            1935年秋,23岁的何其芳从北大哲学系毕业,前往天津南开附中教书。这位年轻的先生出生于四川万县(现重庆万州)一个旧式大家庭,敏感率真心思细腻,醉心于诗歌。

            如果时代变徵之音没有那么强烈,他可能也会沉默在那样的生活中。1935年12月9日,“一二·九”运动在北平爆发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,并迅速波及到全国主要城市。当时,整个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,何其芳还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对电影比对知识更热心的阔少爷。“我感到我是一个帮助欺骗的从犯”,他说。学生罢课,他照旧循着钟声到教室里,对着墙壁谈话;学生搞运动,军警围住宿舍,他又与学生同罪。

            1936年夏,何其芳辞了教职,离开了天津这个摇摇欲坠的名利场,前往山东莱阳的一所乡村师范。次年,他回到四川老家,与北平认识的好友们相聚。

            1938年春,何其芳与卞之琳等在成都创办了《工作》杂志以宣传抗日。穿着长袍、斯斯文文的书生卞之琳咆哮:成都,让我把你摇醒/成都虽然睡着/却并非使人能睡的地方/而且这并非使人能睡的时代/这时代使我想大声地笑/又大声地叫喊。

            不过卞之琳自己也承认:“但我们并不是革命组织,没有直接受过党的教育,终觉在这方面力有不迨,我们自己还需要‘觉醒’呢”。

            新的希望

            《西行漫记》出版

            照亮无数中国青年的心

            就在这时,何其芳看到了《西行漫记》。《西行漫记》写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于1936年夏在陕北苏区访问的见闻。在陕北,斯诺见到了一个真实的“红色中国”。更重要的,他见到了一批为自由和理想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。倔强的“红小鬼”、鱼水般融洽的军民情、目标坚定的领袖……每一张面孔都让他印象深刻,每一个背影都见证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。

            1937年,斯诺将他在“红色中国”的所见所闻所访,汇集成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此书一经问世,便引起轰动。在书中,斯诺详细描述了延安这座战时“新城”的新气象:

            “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、集体收获,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。”

            “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,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。”

            “事实上,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。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。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‘消灭’了。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。”

            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,组织翻译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中文译本。1938年初,中译本在上海用《西行漫记》的书名出版。限于当时的环境,虽然隐去了“红星照耀”的字样,却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,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,引向了延安。

            延安,给了当时千千万万报国无门的有志青年一个新的选择。

            奔赴延安

            寻求抗日救国路

            4个月内2000余人由川入陕

           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,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,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:“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,请读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和史沫特莱的《中国红军在前进》,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。”

            延安,吸引了数万有志于抗日的知识青年们。他们如潮水般接连而至,其中就包括陈学昭一家和何其芳。

            1937年底,陈学昭一家三口转移到涪陵避难。丈夫何穆在当地的一所后方医院就职。这所后方医院管理混乱,“所谓伤兵,整日闲荡;所谓医师,也是同样。”陈学昭此时偶然借阅到一本《西行漫记》。夫妻二人被里面介绍的延安所吸引,于是想办法离开了涪陵,前往重庆联系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。

            前往延安的路途遥远辛苦,延安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。陈学昭的儿子此时才3岁,她带儿子去延安的想法几乎没有人赞同,连她去延安想要投奔的对象——张琴秋都不予支持。但陈学昭“坚决要到延安去”。

            而在成都,何其芳等人尝试的“革命檄文”受到了诸多非难。“我所接近的那些人,连朋友在内,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,不是说我刻薄,就是火气过重。”在这种情况下,何其芳说,我到底不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者。我自己还需要伙伴,需要鼓舞和抚慰。

            “我应该到前线去,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,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,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,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……”。

            1938年7月21日一早,陈学昭不顾众多亲友的反对,携家带口满怀希望地在成都登上北上延安的汽车。半个月后的8月14日,26岁的何其芳也与好友卞之琳、沙汀一起向延安奔去。

            去延安是他们一生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,为此他们抛弃了名声、地位、家庭,抛弃了一切。何其芳在创作巅峰时期改弦更张,到延安为抗日救亡呐喊;陈学昭携家带口到延安过“苦日子”,以近距离观察这个中国最富朝气的地方,最后选择长居于此。

            据统计,1938年5月到8月间由川入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,多达2200余人。为了培养青年干部,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、陕公、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,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,广大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。

          【编辑:王诗尧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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